序言 — 第一段
我們相信，從各自的專業學科出發，探討人類這個物種最危險且最具破壞性的活動——暴力與戰爭——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承認科學是人類文化的產物，既不可能成為最終定論，也無法包羅萬象；我們並衷心感謝塞維利亞當局與西班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所提供的支持。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從事相關科學研究的簽署學者齊聚一堂，共同擬定以下關於暴力的聲明。我們在聲明中質疑若干所謂的生物學發現；這些發現甚至被我們學科領域中的一些人用來為暴力和戰爭辯護。由於這些所謂的發現助長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悲觀氛圍，我們認為，公開且審慎地駁斥這些不實論斷，能夠對國際和平年作出重要貢獻。
濫用科學理論與資料來為暴力和戰爭辯護並非新鮮事；自現代科學興起以來，這種情況便一直存在。例如，演化論曾被用來為戰爭、種族滅絕、殖民主義，以及對弱者的壓制尋找正當理由。
我們以五項命題表達自己的立場。我們知道，從各自的學科觀點出發，暴力與戰爭仍有許多其他問題值得深入探討；但在此，我們只聚焦於自己認為極為重要的第一步。
第一項命題 — 第一段
從科學上來說，認為我們從動物祖先繼承了發動戰爭的傾向，是錯誤的。雖然動物界普遍存在爭鬥，但在自然環境中生活的物種裡，有組織的同種群體之間發生破壞性爭鬥的報告，迄今只有少數幾例，而且沒有任何案例涉及使用專為武器用途而設計的工具。正常捕食其他物種的行為，不能與同一物種內部的暴力相提並論。戰爭是人類特有的現象，不會發生於其他動物。
戰爭隨著時間推移而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顯示它是文化的產物。戰爭與生物學的聯繫主要是透過語言：語言使群體的協調行動、技術的傳遞以及工具的使用成為可能。戰爭在生物學上是可能發生的，但並不是必然會發生的。戰爭在不同時代與地方的發生情況和性質各有差異，正好說明這一點。有些文化數百年來不曾參與戰爭；另一些文化則在某些時期頻繁交戰，卻在其他時期沒有戰爭。
第二項命題
從科學上來說，認為戰爭或任何其他暴力行為已由基因預先編入人性，是錯誤的。雖然基因參與神經系統功能的各個層面，但基因提供的發展潛能，只有在與生態環境及社會環境共同作用時才能實現。儘管個體在受到自身經驗影響的傾向上有所不同，但決定其人格的是遺傳稟賦與養育條件之間的相互作用。除了少見的病理情況，基因不會使個體必然傾向暴力；它們同樣也不決定相反的情況。基因雖共同參與我們行為能力的形成，但並不單憑自身決定最終結果。
第三項命題
從科學上來說，認為在人類演化過程中，攻擊行為比其他類型的行為受到更多選擇，是錯誤的。在所有獲得充分研究的物種中，個體在群體內的地位，是透過合作能力以及履行與群體結構相關的社會功能而取得的。「支配地位」涉及社會連結與親和關係；雖然其中確實也包含攻擊行為，但並不只是擁有與使用較強大的體力。在動物身上人為實施針對攻擊行為的遺傳選擇時，很快便成功培育出具有極強攻擊性的個體；這顯示在自然條件下，攻擊性並未受到最大程度的選擇。當這類經實驗培育、具有極強攻擊性的動物出現在社會群體中時，牠們不是破壞群體的社會結構，就是被群體驅逐。暴力既不在我們的演化遺產之中，也不在我們的基因之中。
第四項命題
從科學上來說，認為人類擁有一個「暴力的大腦」，是錯誤的。雖然我們確實具備能夠採取暴力行動的神經機制，但這些機制不會因內在或外在刺激而自動啟動。與其他高等靈長類動物一樣，而與其他動物不同，我們的高階神經過程會在我們依據這些刺激採取行動之前，先對刺激加以篩選。我們的行為方式受到條件制約與社會化過程的塑造。我們的神經生理構造中，沒有任何因素迫使我們必須以暴力回應。
第五項命題
從科學上來說，認為戰爭是由「本能」或任何單一動機所造成的，是錯誤的。現代戰爭的形成，經歷了從情感與動機因素（有時被稱為「本能」）占主導地位，轉向認知因素占主導地位的過程。現代戰爭涉及以制度化方式運用：服從、易受暗示及理想主義等個人特質，語言等社會技能，以及成本計算、規劃與資訊處理等理性考量。現代戰爭技術，無論在實際作戰人員的訓練中，或在爭取一般民眾支持戰爭的準備工作中，都過度強化了與暴力相關的特質。由於這種過度強化，這些特質往往被誤認為整個過程的原因，而不是其結果。
結論
我們得出結論：生物學並沒有注定人類走向戰爭；人類能夠擺脫生物學悲觀主義的束縛，並獲得信心，在這個國際和平年及未來歲月中承擔必要的變革任務。雖然這些任務主要屬於制度性與集體性的工作，但也仰賴每位參與者的意識；對他們而言，悲觀與樂觀都是關鍵因素。正如「戰爭始於人的心中」，和平也始於我們心中。發明戰爭的這個物種，同樣有能力發明和平。責任在我們每個人身上。
塞維利亞，1986年5月16日